在这个暑假中，我读了由梁启超学生吴其昌著作的《梁启超传》，这本书也是作者的绝笔之作。在其去世前的一个月，作者便应邀开始写这一本书，但在他完成书的上卷后便不幸身亡，年仅四十岁，同时留下了这本未完稿的《梁启超传》。这本传记虽然仅有五万字，但是阅读者可以很明显的发现作者吴其昌很完美的继承了其老师梁启超“笔锋常带感情”的特质。作者与梁启超一样，感性的思维较强，喜欢用感性的一面来描述事物，感知事物。
梁启超生于一八七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字卓如，号任公。清朝光绪年间举人，是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也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而梁启超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人明最困苦的一段时期。那既是清朝末年，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末世。内忧外患，乱象毕现，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堕入地狱的底层”。然而最可悲的还不在此，而在于当时道德的堕落、思想的颠倒和民智的固陋，堕入地狱的底层而不自知，“哀莫大于心死”!中国从一八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这一百年的命运，是“从乐土跌到地狱，又从地狱爬会乐土”是“一个四千年历史上从未有的大转折期”。生活在这个时代的稍有血性的国民看着一个又一个的不平等条约的建立与实施都想“蹈东海而自杀”，比如陈天华。而梁启超，是一个成长在这个最黑暗的地狱底层的有血有泪有志气的满身创伤的青年。他对于中国复兴有着坚定不移的信心，所以他没有去蹈东海，而是在“全然无望”中拼命奋斗、挣扎。只是他到死都没有见到中国再度统一的一天。他的眼前没有希望，但心中却充满了希望与斗志。他师从康有为，发动戊戌变法，创学会，办报纸，达到了其政治生涯的顶峰。然而，就像梁启超后来所说的那样：“戊戌维新之可贵，在精神耳”，戊戌变法是一次及其不彻底的改革，依靠的是无能的光绪帝，只是雷声大雨点小的实行了一百多天，就被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势力所扼杀。“我欲望鲁兮，龟山蔽之。手无斧柯，奈龟山何!”但全书就这样戛然而止，原因我们都知道了。可就算如此，读完后却仍然令人愤慨与惋惜。
现在看看梁启超本人与现在的社会，会发现虽然中国早已统一，但是却缺乏了梁启超的奋斗的心。这个社会，比起梁梁启超当年所处的，自然要文明、要繁盛得多，可依然存在着不公与不善。为纠正这些不公，惩治这些不善，依然有可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在风险面前，很多人却望而却步，勇往直前的人是有的，但是因为现状的安稳，这些人正在慢慢减少。所以梁启超赴汤蹈火救国的精神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不会落后。
梁启超是清末维新运动的领袖之一,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也是提倡诗界、小说界革命的新文化传播者。戊戌变法失败后,他逃亡日本,虽曾和孙中山联系商议合作,但因为他的老师师康有为所制止,从而做了保皇党，也就是拥护皇帝的一批人的其中之一。辛亥革命之后,他谋位于军阀之中,将自己的旗帜插在了反动派的阵营之中而反对革命,晚年时尤其犹反对共产党。对于他在政治上的反动观点与反动行为当然是应当制止的，可是他的护国、爱国的精神与为国赴汤蹈火的精神，我们这个时代是需要的，这种精神在这个时代也是缺乏的。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九日，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溘然长逝，享年五十六岁。
附一张（参考意义不大的）思维导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