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探魏晋名士的精神世界

提起魏晋，“名士风流”四个字是现代人对它的基本认知，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也唯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独有的世族门阀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与皇权分庭抗礼甚至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才能形成“魏晋风度”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代表家族如王谢世家，代表人物如竹林七贤等，除了留下大量诗歌、书法、音乐等文化遗产外，还留下了处变不惊、旷达任率、不拘礼法、风神潇洒、不滞于物的精神风貌和思想风格供后世研究探讨。

魏晋名士如此“特立独行”的精神世界，它的形成有一个长期过程。东汉末年开始的南北分裂和战乱，党锢之祸、黄巾起义、三国鼎立、司马氏篡权，百多年的血雨腥风，动荡不安，使“汉末名教”作为思想束缚的礼教开始崩塌，士人们不再对皇权盲目崇拜，开始拥有了自我意识，而其中一些有识之士不安于现状，不断追求思想上的创新与突破。他们会去对规则本身的合理性进行考虑，以探寻规则外的广阔天地；他们不仅行为上不愿再受规则的束缚，精神世界也同样不甘压迫；他们开始探索宇宙自然与人生本体的关系，追求新的思辨哲理。

现在看这些名士们的行为，可以发现其实连带着魏晋风度本身，有些只是反常的叛逆性极强的怪异举动，可以认为是在名教长时间压迫下的剧烈反弹。甚至会出现一些较为过激的行为，如在《世说新语》任诞篇中对刘伶的记载：“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市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如此行为，只能称得上是“率性而为，任诞放达”了，其叛逆性之强不容否认。

除了战乱，魏晋时期残酷的政治清洗同样令人不安，无论是个人的生命还是家族的命运，全都在统治者、权贵的争权夺势中难以独善，所以魏晋士人在放达不羁的行为中也折射出深深的忧惧和哀伤。故而反抗礼教的名士们便只得走向崇尚老庄，酗酒佯狂，傲啸山林，不与时务的道路，个人认为，这一点是促成魏晋风度中“隐居”行为的重要因素。而从嵇康的性情刚直，阮籍纵酒放达等都能看出些许佐证。

在这样政治黑暗，礼教束缚的年代，尽管出现了文人集体失语的现象，但魏晋名士的特点就是不会停止对成为累赘的礼教的批判与反抗，不会停止对自由人格的永恒追求。在魏晋名士眼中，自由就是顺从自己的天性，任性而为，随心而动。他们具有超脱世俗自由独立的人格理想，所以能一边否定外界社会一边重构自我人格，“人生贵得适意尔”。随着道教的兴起、佛教的传入，开创出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不可不谓影响深远。

当然任何事情都有其两面性。对于魏晋名士的思想和行为，被后世最为诟病的是“五石散”的服用和空谈玄理的风气。或出于养生、或出于美容、或出于对长生的追求、或出于身份地位的昭示，士人们刻意忽视它的副作用，使服用五石散成为一种“时尚”，造成了了大量人力物力的浪费和对身体的伤害。甚至连家境并不富裕、买不起五石散的人们都会争相模仿：当众倒地，自称“石发”。闹出不少笑话。在《太平广记》中《启颜录﹒魏市人》便有“有一人，于市门前卧，宛转称热”的记载，可见一斑。而魏晋名士的清谈，考验的是口才和思辨，但从开始的成就自己的政治抱负发展到只关心自己一家一姓一族的得失，崇拜浮虚、寄情酒色、不管国事，致使朝野颓唐，甚至间接导致了西晋的亡国，从此流传下来“清谈误国”这句话。

动荡时期的不安全处境和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要么顺应环境保全生命，要么纵情于山水追求的精神解放，要么饮酒服药带来短暂的麻痹，这种焦灼矛盾的状态或许就是魏晋名士精神世界的形成原因，我们在研究和探索的过程中，不应该将狂放、酗酒、服药等视为风流，而忽视了它所产生的时代背景，不能只看到他们狂放洒脱的一面，更要看到深刻沉重的一面。

我认为，魏晋名士之所以为名士，不是因为不羁和自由，而是因为才学。如竹林七贤中阮籍的诗歌、山涛的文集、嵇康的文集和音乐等等，更有世家中的高门大户王家的书法和谢家的政治成就。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却选择清谈、避世，选择隐居甚至堕落。精神上的虚无主义，使他们留名后世，却在当时无所作为，未能为动荡的社会做些什么，亦未能解救悲苦的百姓。历史上每逢乱世，必会产生开放的思想，并由此造福于百姓，有破有立。唯有魏晋名士，思想开放却是破而未立。他们的反抗仅仅只是反抗，却未有切实可行的主张去改变社会现状。

所以，魏晋风度对当世可能仅仅是一种浮于表面的行为艺术，一种看破世俗的有识之士的无能呐喊，一场雷声大雨点小的思想革命。虽然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学经典，但却几乎未在当时的社会中产生任何正向作用。名士们的精神世界中除了繁多的思想外，难说是否有未民生的思考，抑或是仅仅停留在了“人生贵得适意尔”的“适意”上。故而我们既要学习他们对自由与创新的向往，更要善于学习，善于以辩证的思想去看待他们本身、他们的行为及他们的精神世界，而非盲目追随。